中国古代发生300多次瘟疫，人们是怎么抗疫的？看看老祖宗的智慧

下面，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民是如何与瘟疫斗争的。

中医中药在疫病防治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，世代相传的中医理论和实践总结，为后世防疫提供了丰富的借鉴。古时“疾”与“疫”有所区分，不传染的疾病称“疾”，流行性传染病称为“疫”，合称“疾疫”。

考古发现表明，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，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，当时使用的名称包括“疫”、“疾疫”、“疠”等，古籍如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等均有详细描述，涵盖瘟疫、瘴气、痢疾、流感、麻风病等多种疾病。

这些历史文献展现了古人面对瘟疫时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智慧，他们创造出独特的防疫与治疗方法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在商朝时期，虽然人们主要依赖巫师和卜筮来问诊疾病，对传染病的认识十分有限，但实际上已有针灸和灸疗的治疗手段。甲骨文中甚至记载了“疾年”一词，商朝还实行了最早的隔离措施——考古发掘显示殷墟遗址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，体现了对环境卫生的重视。

据史书记载，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大规模疫情发生在周朝鲁庄公二十年（公元前676年）夏季的“齐大灾”，齐国爆发严重的疠疫，波及鲁国，鲁国史官详细记录了这场灾难。根据《公羊传》的解释，这场灾害即为大疫，因此被认定为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瘟疫。

当时周王室非常重视疫情防治，除了定期举办驱疫仪式，还专门设立了负责防疫的官员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奇书《山海经》中也记载了七种用于治疗瘟疫的草药，如薰草等。

到了秦汉时期，中医药学逐渐成熟。秦朝法律文献中对麻风病症状有详细规定，还设置了隔离病房。《黄帝内经》系统论述了疫病防治理论，强调疫前预防、早期治疗及防止复发。

“医圣”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提出了辨证施治的方剂和药物知识，成为中医诊疗的规范标准。许多方剂，如治疗呼吸道感染的“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”，治疗乙型脑炎的“白虎汤”，以及治疗黄疸和传染性肝炎的“菌陈蒿汤”，至今仍被广泛应用，为历代抗疫作出巨大贡献。

张仲景还在《金匮要略》中提出饮食禁忌，比如病死牲畜或疫死牛肉不能食用，防止疫病传播。

此外，晋代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记载了天花和狂犬病的治疗方法。现代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从这些文献中汲取灵感，成功提取青蒿素，显著降低了疟疾死亡率。

《淮南子》总结民间经验，比如病犬死后不可投入井中以防污染水源，《论衡》则告诫人们不能食用老鼠咬过的食物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防疫措施趋于制度化。唐代“药王”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提倡熏药和向井中投药进行消毒。

在预防方面，古人也有诸多方法。华佗建议服用“屠苏酒”，葛洪推崇“老君神明散”，还有人提倡藿香正气散。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防疫，明代更流行焚烧苍术净化空气以驱除疫气。

从北宋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中可见端倪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诗中爆竹声、屠苏酒、桃符等习俗，表达了古人驱邪避疫的美好愿望。

这充分说明，祛疫避灾的传统习俗早已融入中华文明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勇气。

端午节期间，家家户户常有薰艾烟、泡艾澡、饮艾酒的习惯以驱除瘟疫之气。艾叶作为传统中药，早在商周时期就被用于灸疗和针刺，成为防疫文化的重要象征。

南宋时期，朝廷发放“柴胡制药”，指导防疫，并采用“以毒攻毒”的理念治疗天花。明代吴有性所著《瘟疫论》是中国古代瘟疫学的集大成之作。

清代熊立品在《治疫全书》中提出了许多防疫建议，如避免接近病床、拒食病人食物等。

进入现代，经过三年的疫情严峻斗争，我们在继承古代防治经验基础上，针对发热、咳嗽、咽痛、食欲减退等症状，推荐使用多种中成药，如连花清瘟颗粒、金花清感、小柴胡颗粒，咳嗽时则服用肺力咳合剂等。这些药品大多在网络平台上便于获取。

中医中药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宝贵财富，与祖先的智慧密不可分。

隔离作为遏制疫情扩散的有效手段，是古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。由于古代医学水平有限，信息传播缓慢，交通落后，人口密度较低，瘟疫多局限于某一地区，传播速度较慢。

因此，隔离措施成了古代防疫的关键。他们将患者集中安置于特定区域，由官府统一供药治疗。早在商朝就有隔离雏形，而秦朝首创了明确的隔离防疫制度，法律中设立了“疠所”。

西汉时期，疫情爆发也采取隔离措施。汉平帝元始二年，瘟疫、旱灾和蝗灾同时发生，朝廷设立空置宅第作为隔离场所，专门治疗疫病患者。

《后汉书》记载，汉军西征时，因瘟疫死亡惨重，将感染军官隔离在庵堂内治疗。

自我隔离也是古代防疫重要一环。如晋朝规定，若家中有三人感染，即便自己健康，也须居家隔离100天，远长于现代隔离期，这是因无先进检测设备，长时间隔离才能保障安全。

历代还设有医馆以补充国家防疫力量，如北魏设立医馆，秦隋为麻风病人建立“疠人坊”，唐代寺院中有医馆，清朝宫廷设“避痘所”隔离天花患者。

这些隔离措施，正是我们近年抗疫措施的历史传承。

疫情爆发后，官府往往亲自组织医疗，派遣医官巡诊并免费施药，成为古今抗疫惯例。

东汉建武十四年，会稽瘟疫大爆发，死者数万，太守钟离意不顾个人安危，亲自进入疫区，提供医药救治，使所辖多数民众获救，此事载于《后汉书》。

还有官员因深入疫区感染身亡，如东汉建安二十二年，“司马八达”之一司马朗为送药入疫区染疫去世，年仅47岁。

宋代皇帝对疫情极为关注。宋仁宗将私藏的珍贵药材分发民间，宋代还大力编撰修订医书，设“校正医书局”整理医学典籍并推广，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极为罕见。

明朝前，医治多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负责。明中期，医疗体系逐渐完善，太医院太医人数达300余人，成为抗疫主力。疫情爆发时，皇帝会调派太医深入疫区，问诊治疗。

《世宗实录》载，1541年京城瘟疫爆发，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研制药方《济疫小饮子方》，并命令广泛发放。

防疫配套措施还包括减免赋税、大赦囚犯、开仓赈粮、调配物资救济等，体现国家对疫情的高度重视。

从先秦起，防疫观念就深入人心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：“圣人不治已病，治未病”，强调未病先防，保持卫生环境。

民间习俗如“扫年”便是除旧布新，清扫环境以防疾病。北方称“扫房”，南方叫“掸尘”，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，家家户户彻底打扫，去除污秽，预防瘟疫。

端午节更被视作全民“防疫节”，人们饮雄黄酒、艾叶酒，挂菖蒲，焚苍术，旨在杀菌消毒，防止疾病传播。端午时节天气转暖，虫害频生，增加感染风险。

如今，我们虽科技发达，但定期彻底清洁环境仍是防疫重要环节。

治愈后，为防止复发和再传播，古人重视对病人衣物消毒。明代李时珍提倡用蒸汽消毒，清代贾山亭在《仙方合集·辟瘟诸方》中记载，将病人衣物置于甑上蒸煮，类似现代热水消毒。

对瘟疫死者，朝廷常赐予厚葬，或采用集中丛葬阻断传播。宋代设“漏泽园”专门安葬无主尸骨及贫困者。

两宋时期尤为重视防疫，实行沸水消毒，设收粪人清理粪便防疫，监狱卫生管理严格，五天清扫一次，甚至清洗犯人枷锁。

现代疫情过后，我们也严格对衣物、被褥、生活用品进行消杀或废弃，防止二次感染。

北宋时期，首次有天花疫苗接种记载。明代中期，民间兴起“人痘接种术”，将天花患者痘痂研粉吹入健康人鼻腔，以获得免疫力。此技术传至欧洲，促使英国发明牛痘接种法，推动全球消灭天花。

明代中医对传染病研究取得显著进展，涌现大量传染病专家，出版专门瘟疫、痘疹、麻风、疟疾等病学著作。

清代康熙皇帝重视天花防控，命令49旗及喀尔喀藩部种痘，接种效果显著。康熙亲自研究疫苗推广种痘，虽同治皇帝仍死于天花。

现代医学更先进，疫苗接种涵盖不同人群，包括儿童、成人和老年人。

综上所述，瘟疫作为人类面临的顶级灾害，一直伴随历史发展，既威胁生命健康，也深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